您尚未登录,请登录后浏览更多内容! 登录 | 立即注册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为了告别的纪念:新旧媒体未来几何?

aehome |原作者: GQ|来自: 美编之家 2013-7-16 01:37 1322 0

【摘要】: “要做传统媒体守门人,很好也值得尊敬。问题是,你不能又想在花花世界又想做孤独的潜行者。”如同蒸汽机发明迎来了大航海时代和资本主义,手机社会的商业模式和生产关系面临大变局。随着传统媒体天花板逼近,也有越 ...

  (声明:本文为《智族GQ》稿件,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

  编辑、撰文:雷晓宇 摄影:李冰 制图:徐磊

  2013年2月17日,大年初八,春节刚刚过去,头一天回到编辑部的记者们还在领开门红包。中午12点22分,一篇名为《Traditional media Under New Management》(新形势下的传统媒体)的长微博炸开了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得到了6000多条转发和1000多条回复。对于一篇讨论行业问题的长文章而言,这样的热烈响应并不多见,更何况,它谈论的并不是诸如电商、硬件等等能赚大钱的行业。

  文章的作者是《环球企业家》的执行主编仇勇。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传统媒体在洗牌中。与其做遗老遗少,在一个旧时代的余晖里逐渐失去行动能力,不如做革命党人,创造一个在新纪元里让高质量内容仍能获得合理市场定价的商业模式。现在,是时候打破铁屋子了。”文章流露出的危机感得到了同行们的进一步认同。《创业家》杂志社社长牛文文的转发更加不容乐观,他回复说:“估计也就两三年的事,纸媒就会大批倒闭,因为广告商投放倾向在变化(3年),公众阅读习惯在变化(1年),内容生产方式在变化(2年)。那些只会写3000~5000字报道的记者会失业。”危机不是第一天发生。但似乎在过去这一年,所有的担忧、质疑和不安都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一次又一次印证。

  2012年10月18日,美国《新闻周刊》通过网站宣布,将在2013年放弃印刷版杂志,实现全部数字化,这本有80年历史的大牌杂志将不再出纸质版。

  即将失业的编辑和记者们唯一的安慰是:又不是就我一人落到这步田地。《新闻周刊》的危机并非个别现象。在数字化浪潮下,美国被迫转型的媒体不止一家。2008年,拥有《洛杉矶时报》、《芝加哥论坛报》和《巴尔的摩太阳报》的芝加哥论坛报业集团宣布申请破产保护;2009年,拥有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停止纸媒发行而改出网络版;就连最负盛名的《时代周刊》,也在2013年1月传出裁员700人的消息——要知道,这可是全球最大的杂志发行商啊,而传言如果属实的话,这已经是2008年以来的第二次裁员了。

  过去这一年,好消息不是没有,只是太少。年底的时候,彭博社发布消息称,《纽约时报》线上线下总订阅收入达到7.683亿美元,比广告收入多出5290万美元,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同时,这也是《纽约时报》的总订阅收入首次超出广告收入。这则短消息很能鼓舞人,因为它说明“付费墙”策略能够奏效。此前,《纽约时报》设定它的免费浏览量为每月10条,超过限定数量,付费墙就横亘在读者面前,他们需要为接下来的阅读买单。

  不过,根据《Media Life》的数据显示,2012年美国已有300家报纸建立了付费墙,但除了《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其他的成功案例。

  当一个中国的创业者想要试着创办一个自己的公司,他一定会小心地观察看看,美国的同行们都在做什么,有哪些已经被承认的好故事可讲。在他们看来,更加激动人心的可能是下面这件事。


  2011年2月7日,美国在线宣布以3.15亿美元收购《赫芬顿邮报》。虽然名为“邮报”,但它并非报纸,而是一家以“众包”模式生产的政治新闻博客。这家公司创立仅仅6年,名利双收,日访问量超过2500万,不仅被重金收购,还拿下了2011年度的普利策国内报道奖。它和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是,它是一家典型的轻公司。它既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进行后期排版、印刷、发行,也不需要一个极其庞大的编辑部。事实上《赫芬顿邮报》是一个24小时聚合博客,除了新闻发布,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构成就是新闻评论,而这部分则由用户生成内容(UGC),不仅免费,而且人人都是评论家。

  这种生产模式,后来被解读为“赫芬顿模式”。印刷媒体出现数百年以来,还从未有哪位从业者的创造有如一个新发现的星座,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这位赫芬顿,全名阿利安娜·赫芬顿,是一位63岁的褐发老太太,长得跟希拉里有点儿像。她的人生经历和她的创业经历一样传奇。她原本是一位专栏作家,36岁时嫁给石油大亨,11年后发现丈夫是同性恋,离婚后,她重拾文笔,并和女儿的厌食症作斗争。

  2005年,等到她创业的时候,已经55岁了。阿利安娜的个人成功和业务模式都太励志了,充满启发性。中国的媒体人再也坐不住了。2013年春天,就在那篇长微博发出不到一个月,仇勇宣布离职,并受雇于中信出版社,主管新媒体业务。他要动手做的将是一家包括财经、文化和时尚在内的新闻网站,对“赫芬顿模式”不无借鉴。仇勇并不是第一个行动者。去年,他的同行们已经创办了虎嗅、钛媒体、PINWEST和i黑马。更早些时候,市面上已经有i美股、爱范儿这样的产品。它们的定位略有不同,但都是财经新闻聚合网站,并且大部分也在运用《赫芬顿邮报》首创的众包模式。

  变革时代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新事物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断出现。2013年1月23日,程苓峰宣布,将在自己的自媒体微信公众账号上卖广告,定价一万元人民币。他有5万多微信粉丝,其中不乏包括马化腾在内的科技大佬。面对接踵而来的电话订单,他的确有理由高兴。几个月后,他宣布挣了50万广告费。

  “这些钱,足够在小城市生活了。”他说,“只要有网络和电话,我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都能工作。”

  如果说2013年是新媒体元年,一定会有很多人反对。不过事实是,很多变化都结束了酝酿期,在这一年里得到了更广泛的注意:微信对传统运营商的影响、线上支付对传统银行的影响,更不要说电子商务对传统零售业的影响,那么互联网正在如何影响传统媒体?会有某个杀手级应用吗?

  正如某位CEO所说:“这只是移动互联网和传统行业的对决,只不过你们看到的,是集中在媒体行业而已。未来,一个轻公司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轻易战胜重公司,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今天的世界已经够复杂的了,而明天的一切将会变得更加复杂。


申音和王凯、罗振宇分别合资成立了公司,运作他们的个人品牌和视频节目。在他们的计划中,视频自媒体虽然目前还没有成熟的商业模式,但未来将是个以千万计的市场,做好了,他们将拥有一个“自媒体的华谊兄弟”。


  杂志的黄金时代过去了

  “传媒企业需要提供人们想要的新闻。我说不清拜访过多少报社,它们的新闻奖项挂满了房间,而发行量却在急剧下滑。这说明,编辑们是在为自己做新闻,而不是做对他们的客户来说有意义的新闻。一家新闻机构的最重要资产,是它与读者之间建立起来的信任,这种信任关系的背后,是读者相信编辑们关心他们的需求与利益。”

  ——鲁伯特·默多克,2009年2月

  2013年5月的某个下午,广州,几位杂志主编喝茶聚会,话题不知不觉变得沉重。“为什么十几年过去,记者从白领变成蓝领了?”有人问,“2000年,《南方周末》一个资深记者一个月能拿两万,那时候广州的房价是2000。2013年,记者的收入没增加,房价涨了十几倍。”随着房价上涨和中国社会结构的调整,记者的经济地位和自我认同感正逐渐被边缘化。2010年秋天,申音结束了自己长达十年的媒体人生涯,创办了一家传播公司。辞职的头天晚上,他没睡好,心里不踏实。不过,回顾自己过去十年的职业经验,他又深信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2000年左右,我刚入行不久。当时,中国有两个最大的机会,一个是互联网,一个就是市场化媒体的兴起。现在这些大公司,阿里、腾讯、百度,基本上都是那几年开始创业的。几乎同时,中企、环企、经观、21世纪,这些主流的财经媒体也都开始起来了。那时候,商业记者在网站编辑面前还是很有优越感的。一方面,觉得自己做的东西更高级,另一方面,收入也比较好。那时候,我一个月能拿一万左右,网站的人肯定拿不到这么多。”

  记者的优越感持续了好几年,不过,2010年,申音开始觉得不对劲,危机感越来越强。那时候,腾讯、阿里和百度都上市了,参照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2010年,我在《创业家》做主编,收入也就翻了3倍吧,一年30多万。我那些转行去互联网公司的哥们儿,都是千万、上亿的身家了。他们在传统媒体的评价体系里,都不是最好的。正因为不是最好的,所以果断地去了,不管是做营销还是做产品,只要不是太笨,千万身家是一定的。我想,我也很聪明,也算勤奋,也跟对人了,我的老板都是媒体里最牛的人。问题出在哪里?我是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越努力就越傻逼。人生就是一支2B铅笔,往南走是SB,往北走是NB,我做传统媒体,就是往南走。”

  申音开始思考下一步的职业方向,是跟朋友一样去互联网公司做总监呢,还是自己创业呢,如果创业,做什么好呢。其实,在比申音更早几年的时候,程苓峰就已经发现,传统媒体正在面临挑战,而世界一定会变。

  2006年,程苓峰是《中国企业家》杂志的互联网记者,他写了一篇文章,是关于新浪可能会被盛大收购的猜测。当时,这只是他根据采访做出的推测,不过后来才知道,谈判正在进行,所以新浪很紧张。他记得很清楚,这篇已经发表的文章就不被新浪科技频道转载了。程苓峰不甘心,紧接着又在网易写了个博客,谈了自己对这桩并购的看法。很快,新浪找到了杂志主编牛文文,要求他说服程苓峰把博客删掉。

  “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深。”程苓峰回忆说,“我跟老牛讲,现在杂志不变不行了,你看,以前我写文章,必须要你帮我发,我才能够见到读者。但是现在我在网易写博客,你就拿我没办法,得求助我。这就是说,我影响力的渠道不再只是杂志,我有更强势的渠道了。我说,你一定要变,不变不行了。”

  和2000年相比,互联网和传统媒体的力量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2003年,程苓峰回国找工作,想进杂志而不得,退而求其次去了网易商业频道。干了一年,觉得学不到东西,又跳槽来了《中国企业家》。两年之后,在删博客事件之后不久,程苓峰离开杂志,回到了网易,担任科技频道主编。这时候,他对牛文文说的话得到了更多的印证:世界真的不一样了。

  “重回网易,跟我两年前在的时候有变化。这时候,门户开始有强烈的‘我会做深度,你要尊重我’的愿望。我们的KPI里有一项是重大报道。2006年是个分水岭。有个大公司做重要的活动,老板接受完群访,安排两家媒体做专访,一家是21世纪,一家是新浪。他当然知道新浪的原创能力不如杂志,但他仍然要选择一家网络媒体,因为传播度够高。”

  既然影响力和收入都在下滑,的确有人会怀疑说,传统媒体不是个好生意。


  网络媒体在影响力上对传统媒体逐渐形成了挑战。这个变化,在社会化媒体和智能手机出现以后则以加速度蔓延。“过去一年,所有重大的新闻事件,都是在微博上出现的,而不是在传统媒体上出现的。”申音说,“说难听点儿,现在谁还看杂志,都是媒体人自己在看——就连分众这样的公司,以前人们坐电梯只能看它的屏幕,现在有了手机,谁还看?”只看手机不看书的时代到来了,遑论杂志报纸。一份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2013年第一季度调查披露的信息显示:手机成为主要的新闻获取端口:55%;平媒正在流失订户:12%看手机新闻的人过去一年退订了报纸;报纸订户中52%经常看手机新闻,44%是网站;最主要的,45岁以上有广告价值、消费能力的读者看手机新闻的比例大幅度上升。

  再看中国的一系列数据。截至2013年,新浪微博用户有5.03亿,其中3.77亿是移动端登录。中国网民12年前2000万,现在近6亿,增速快于发达国家。手机用户11亿,其中手机网民数量超过4亿。新华社称“中国已是名副其实的世界新兴媒体用户第一大国”。赵启正曾经说,中国进入每个时代都迟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但进入网络时代却没有迟到,几乎与欧美同步。

  数字也许枯燥,但是人的感受却是真实可触摸的。李开复承认说,从2008年左右开始,他就不怎么看报纸和杂志了。“回美国的时候也许还会翻一翻,但中国的报纸杂志我再也不看了。”他说。的确,纸媒的影响力下降,使得它对于受访对象的价值也在降低。李开复自己就拥有粉丝量巨大的微博和微信公众账号,以前,如果他有什么专业观点需要发布,必须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开新闻发布会,现在,他只需要在自己的账号里推送文章就可以了,读者自会被吸附过来。

  媒体环境已经彻底改变,这直接影响到媒体人赖以生存的广告营销产业——广告收入,那才是记者们的真正收入来源。2012年,中国的互联网广告首次超越报纸广告,排名第二,仅次于电视。报纸排名第三,首次出现负增长,而杂志则排名第五。

  一位广告人分析说:“媒体产业变了,营销产业一定会跟着变。现在这些4A公司或者大公司市场部的负责人,基本上都是60后和70后,他们就是亲身体会到消费习惯改变的一代人。他们可以理解,用户去哪儿,他们就会去哪儿。他们投广告,无非要把广告里的品牌信息传递给C,但事实上,杂志卖给哪些C,C们看没看,有没有接收到杂志上的广告信息,又有哪些反馈,是否能够促成购买,完全没办法知道,要说效果监测,就只有一个笼统的CTM千人成本。但社会化媒体就不一样了,一个微信有一万粉丝,你写一个文章带一个广告,一万个人都能接收到,一半的人会打开,10%的人会回复,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媒体已经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一位上世纪90年代就入行的老记者说,“1995年那会儿,《南方周末》起来了,是以知识精英的姿态。那之后,媒体一直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在广告商面前是很骄傲的。你要知道,他们每年市面上的广告营销预算就那么多,2005年以后,门户虽然没有采访牌照,但慢慢还是起来了,分掉了一部分广告。2009年微博起来,2013年微信起来,这些社交类媒体也会强调一部分份额。至于虎嗅这样的产品,它类似于以前的DONEWS,其实就是个垂直的商业博客,它们会抢占前几年门户们忙于微博在内容上打盹儿的空间。所以你看,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没有改变,还是靠广告模式,但是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份额也就被瓜分得越来越多。这时候,如果媒体还是觉得自己很牛,不增强对广告客户的服务能力,那么议价能力就很弱了。”

  既然影响力和收入都在下滑,的确有人会怀疑说,传统媒体不是个好生意。第一,生产效率低。一本杂志的信息要传递出去,要花大量时间做后期进印厂,要给邮局钱,要给书报亭钱。第二,个人价值无法最大化。在传统媒体,最好的人才跟最坏的人才收入差距3~5倍左右。在一个发展空间巨大的行业里,这个差距是100~1000倍。第三,人类对新闻的本质需求是认知和分享,在古希腊时代,满足这一需求的方式是散步聊天,后来,变成在广场或者议院演讲,等到印刷术发明以后,就出现了大众媒体。但是,随着大众媒体的发展,它慢慢开始受制于印刷技术,被这个技术异化。举例来说,一本128页的杂志,可能只有20页是精品内容,但还是需要做完128页;一篇文章写完了,因为版面的关系,如果少了要添字,如果多了还要删字。优秀的人才必定感到困惑,因为他们受制于杂志的形式,无法彻底从用户需求出发来进行生产。

  “杂志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某位商业杂志主编不无感慨地说“,以前我做什么封面,什么话题就火,完全站在时代的最前端。但现在,时代的驱动者已经不是内容生产者了,是产品经理和销售人员。”


  守望者和试错者

  “左边和右边都有大大的干草堆,只有待在中间的驴子会饿死。”

  ——某位新媒体创业者,2013年5月

  “青龙老贼”其实并不老,那只是他在微信上的名字。他姓马,是个35岁的杭州人,穿黄色的T恤和牛仔裤,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小10岁。过去14年,他有10年的时间都在报纸和杂志社工作。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工商局下属的一家媒体,一干就是9年。他是一家不怎么样的大学的计算机系毕业生,一开始,他从网管干起,一年挣5万多。练过手之后,他想在单位做点儿事,正好公司成立了新媒体部门,他就想做个企业信息分享平台,把工商局的信息资源用互联网的方式套现。他经历了第一次失败。他发现,原来工商局每年专门卖这些信息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联通的信息就能卖30万,他的内创业计划触及别人利益了。

  他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青年报社,干了两年。领导挖他过去,拨了100万,希望做个大学生社区。做没多久他就发现没戏。第一,单位财政紧张,100万拨款他只拿到30万,剩下70万被拿去干别的了。第二,作为单位下属的一个新部门,他被塞进来好多关系户。第三,老大一两年换一次,所以总想任期内出政绩,巴不得用户和收入迅速涨起来。

  “那么多风险投资的网站,人家流量还没起来呢,你凭什么一下子就起来啊?短视。”他说。

  虽然在传统媒体待了11年,但“青龙老贼”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媒体人。他觉得自己是因缘际会,想把互联网的抱负在传统媒体上实现罢了。但最终,他下了个“恨铁不成钢”的结论“。传统媒体做新媒体,不成。”他说。

  另外一位离职投奔新媒体的主编级人物,当初在杂志里也一度负责过新媒体网站业务,但发现此路不通。他说:“第一,传统媒体做新媒体,老想着怎么把我原来有的资源通过互联网放大。但所谓新媒体,不是简单地把杂志内容放到网上就是新媒体了。第二,我还是主编,上级对我的考核标准还是我能否把杂志做好,而不是我能否把网站做好。第三,说白了,网站我就是做好了,又不是我的。”

  在传统媒体里,新媒体人人在做,但真做出创新来的,几乎没有。一位主编反思说,除了微博官微推广,自己杂志仅有的新媒体动作就是APP,也是跟风,别人都有,你不能没有。APP的用户量做得不错,但真正转化成付费用户的不到10%。这一年80万的收入,30%要分给苹果商店,30%要付费给外包的技术公司,剩下的还要养两个美编,最后其实也没什么钱剩下。

  《创业家》杂志社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一般传统媒体的转型之路是“纸媒+新媒体”,但《创业家》的路径是“纸媒+服务”。

  2008年创业伊始,这家公司的商业计划书上就写好了这样的发展规划:要做杂志,但不仅仅是做一本杂志,杂志只是事情的第一步而已。接下来,围绕这本杂志会有商学院、俱乐部、论坛活动。赚钱的办法有很多,杂志未来只是一个旗帜。换句话说,这种模式做的是人群的生意,而不是内容的生意。这家公司最终要在一个领域为一群人提供产品,把杂志的读者真正变成自己的用户,从头到尾了解得透透的,他会为买杂志付钱,会为参加俱乐部付钱,会为参加论坛活动付钱。

  5年过去了,这家公司除了《创业家》这本月刊,还有黑马大赛、黑马营和i黑马博客网站。2012年,杂志的收入占公司总体营收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当初的商业规划已经得到了初步兑现。

  随着传统媒体的天花板越来越逼近,也有越来越多的媒体人告别一种生活,追求另外一种生活。2012年,至少有三位媒体人从杂志辞职,创办了商业财经类的博客网站。李岷从《中国企业家》辞职创办虎嗅,赵何娟从《财新》辞职创办钛媒体,骆轶航从《第一财经周刊》辞职创办PIN WEST。这些网站都得到过一些天使投资,但目前都还在涨流量抢用户的阶段,尚未开始盈利。

  此前,《中国企业家》是李岷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唯一一份工作。她今年36岁,单身,从未跳过槽。她在这本经济日报集团下属的杂志社工作了整整13年,干过几年执行主编,还干过4年主编。

  2006~2007年,李岷曾经申请到一个奖学金,在加州伯克利进修过一年。现在回想起来,李岷觉得那一年对于如今的事业并无进益,不过,一些中企的老人儿会记得,她回国之后的一段时间,曾经极为推崇《经济学人》,试图把这本大牌杂志的办刊基因融合到中企原本《财富》的路线中去。

  2012年年底,李岷从中企辞职。这时候,她却并未选择做一本中国的《经济学人》“。市场不允许,也根本没有机会做一件这样2分的事情,我又不想跟别人一样做1分的事情,最终还是做了虎嗅,这是个1.5分的事情。”

  创业的初衷非常简单,天使投资人李勇找到她,建议一起做个网络版的《看天下》。李勇拿出100万,李岷自己出了50万,事情就这么筹备起来了。李岷承认,虎嗅在初期借鉴了美国《赫芬顿邮报》的众包模式和另外一家科技博客网站BUSSINESS INSIDER的垂直模式,不过,在后来大半年的时间里,网站的知名度和点击率迅速上升,使得虎嗅在成为一家交互式商业评论网站之外,还拥有了一点儿SNS的性质,这倒是出乎李岷的意料。

  尽管很快得到了浙报集团传媒梦工场的第一笔投资,但怎么挣钱的商业模式问题还是晃悠在所有的类似产品创始人头上,李岷也不例外。不少老板给她支过招。王兴鼓励她,说你有这么多年的主编基因驱动,怎么都没问题。孙陶然建议说,你应该像《纽约时报》那样收费。马云则劝她说,不用发愁,如果说你只会做内容,那就先把自己会的事情做好,想多了没用。话虽这么说,李岷还是得想。她说,虎嗅现在并不需要更多的写手,而是需要更多的技术人员来做数据结构化。


  虎嗅捧红了不少传统媒体之外的作者。现在,虎嗅80%的供稿人都不是记者,而来自各个行业内部。不过,这些写手也在流失。一方面,门户和后来的竞争对手都在争夺写手资源,另一方面,2012年9月,微信宣布开通公众账号功能,很多写手开始转战自己的微信账号——要知道,虎嗅稿费不过千字三五百而已,既然能给自己写,积累个人品牌,又为什么要给别处写呢?

  其实,微信公众账号刚刚开通没多久,已经有不少关注科技圈的人注册了,不过有一搭没一搭的,没有很多人真正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差不多一直到2013年1月,程苓峰宣布卖广告盈利,所有人才认认真真开始考虑,啊,原来微信也是可以用来挣钱的。也是从这时候开始,“自媒体”这三个字被迅速传播开,又被迅速地进行靠谱不靠谱的质疑。它就像个便利贴标签,既可以贴在潜力股上,也可以贴在浪尖的浮沫上。

  玩微信的人初衷各不相同。目前粉丝最多的是小道消息,9万多粉丝,主人是丁香园的CTO冯大峰。一开始,他是为了给自己的公司做宣传,指望着能在一万个粉丝里转化500个用户就不错了,最后效果当然大大超出预期。不仅如此,冯大峰的商业话题文章越写越尖锐,越写越批判,他甚至已经开始尝试粉丝赞助付费了。他觉得这事挺好玩的,但又觉得,指望微信真能怎么样,那是“果壳里的宇宙,只有安静做事的人才会成功”。

  淘宝鬼脚七和程苓峰粉丝数量差不多,身为淘宝搜索高层培训师,他一方面相当谨慎,绝不在文章里谈论跟公司有关的新闻热点,另一方面,他又非常积极地用产品经理的思维安排自己的写作。打开他手机上的记事本,他的微信文章选题已经排到了第二季,总共三四十个题目。总体来说,他的文章是文艺心灵鸡汤和产品分析的混搭。

  冯大峰和鬼脚七都在杭州生活。在这座有山有水的城市里,还有一个围绕着微信建立起来的小圈子,青龙老贼、潘越飞、许维……以这些在微信上小有名气的人为核心,建了一个微信群,叫作WEMEDIA。3月16日,他们在风景区搞了个聚会,打算把这事正经干起来,成立一个自媒体联盟,或者说自媒体经纪公司。

  起头的人是青龙老贼。在他的规划里,这是一个类似于杭州微信车队的去中心化的松散组织。目前,这个组织里有35个人,包括记者、投资人和公司管理者,他们的账号以科技圈观察为主。以后,他希望这个组织有一二百人的规模,不限于科技话题,也包括美食、旅游和文化。对于公司帮他们接的活,他们可以选择干或者不干,但必须在文章里挂上公司的LOGO,而且不允许加入其他的自媒体联盟。至于联盟可以提供的好处,很简单,可以帮忙互相推荐账号,迅速把粉丝量做起来,而且一旦捆绑,可以提高在4A公司面前的议价能力。

  联盟的事听起来有点儿意思,可除了青龙老贼,其他人多少有点儿无可无不可,观望一下别掉队的意思。“好的话,我先占个坑,反正也没吃亏。不好的话,我赶紧退出来也行。”再说,在WE MEDIA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不成功的联盟了,据说不是领头人想捞一票,就是成员争风吃醋。青龙老贼是真把这事当事业来干。他已经在报社里错过了十年的机会,他不想再蹉跎下去了。5月24日,他辞职正式北上,在朝阳门租了办公室,这就干起来了。他打算雇两个人,一个负责成员的管理,一个负责下游接单子。在他看来,微信经纪公司就好比是个手机报。“手机报一年收入4亿,我收入1亿总可以吧?再说,我一两年内不靠这个挣钱,我做微信的培训就够我花的了。”

  突如其来的新机会鼓舞着所有人,“自媒体”这三个字也越叫越顺口。叫得最多的,除了杭州的微信小圈子,就数申音和罗振宇。

  2010年,申音离开《创业家》之后,创办了一家社会化媒体传播机构。申音自信是个媒体营销专家,自媒体这波行情,他也不想错过。现在,他已经分别和罗振宇、光头王凯合作成立了公司,制作和营销他们的自媒体脱口秀节目。罗振宇的节目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位央视《对话》前制片人、培训师、一财前节目主持人,因为有海量阅读和极好的口才,在这档叫作《逻辑思维》的视频节目里颇受欢迎,播放量已经超过50万,微信粉丝超过10万。至于王凯,他有点儿被罗振宇“忽悠”了。几个月前,罗振宇在饭局上告诉他,程苓峰卖广告一卖就卖了150万,所以你赶紧来做自媒体吧。第二天,王凯从央视《财富故事会》辞了主持人的位子,这之后才知道,哦,不是150万,是15万。

  不过,王凯根本犯不着后悔。有他在央视积累的名气和做爱心衣橱公益项目攒下的运营能力,才刚一辞职,不但有七八家卫视找他做节目,还有好几家公司找他做总裁,开价都是七位数八位数的。现在,他开始去全心全意地经营自己,主持节目交给光线,自媒体交给申音。他的第一档脱口秀《凯子说》马上就要上线了,他说,自己人生从来没有这么爽过,从来没有这么不焦虑过——这都是他辞职之前左思右想始料未及的。

  至于自媒体怎么挣钱,目前,没辞职做的都是观望,养家糊口,怕个好歹,辞职做的都不担心,因为他们都不缺钱养活自己。其实,每一个自媒体的盈利模式可能各不相同。程苓峰可以卖广告;罗振宇可能要卖会员资格,先开放一万个名额,一个100块;淘宝鬼脚七可以做粉丝垂直的生意,他的粉丝大部分都是淘宝小卖家,光是做第三方培训和软件推广就不得了。还有个叫王自如的年轻人,他专门拍摄制作各种手机测评视频,积累了大量粉丝,现在已经有人给他投资做一个后续的手机导购网站了。

  突如其来的机会鼓动了太多人。在古典时代,大公司通过政策和资金设立了足够高的壁垒,生意只能由组织来做。没牌照开不了出租车公司,没钱做不了沃尔玛,甚至没有1000万和刊号你也做不了杂志。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技术使得创业的壁垒大大降低,你只需要注册个网店就能卖衣服,安一个打车应用就能挣更多的跑车钱,注册一个微信账号,就能写自己想写的文章,并且得到更多人更直接的回馈。总之,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把世界从大陆时代变成了群岛时代,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群岛,它犹如一个分布式网络上的一个节点,又好比一个蜂群里的一只蜜蜂,既微不足道,又是这张网上的重要连接。2013年2月26日,在贵州万林的一次论坛上,申音和《中国周刊》主编朱学东有了一次交谈。这次在竹匾、南瓜、菜花和山峦之间的对谈被两个人延伸到了微博上,成了一个花花世界弄潮儿和传统媒体守望者之间的辩经。

  申音说:“虽然传统媒体人都往新媒体跑,但绝大多数很难适应。我看纸媒还有机会,走定制化设计品路线。砍掉传统发行渠道,定价提升10倍,限量特供邀请制发行,重金设计,不养记者,按《纽约客》的稿酬请一流写手,内容一律不准上网,只用微博微信预报和沟通用户。只与一流品牌深度合作。”

  朱学东回复说:“不完全同意、杂志也是商业,但商业不是唯一。单纯商业考量的话,杂志就不再是杂志,《中国周刊》也不再是《中国周刊》,朱学东也不再是朱学东了。转身之难,难在过去所受教育和生活经验以及对它们的不同理解。”

  这两个人站在产品价值和新闻价值的角度上各说各话。几个月后,申音坐在办公室里,回忆起这次争辩,说:“我相信我的话会在他心里留下一颗种子。要做传统媒体的守门人,很好,也值得尊敬。但问题是,你不能又想在花花世界,又想做孤独的潜行者。”

  一个只看手机不看书遑论杂志的屌丝时代到来了。就如同蒸汽机的发明迎来了大航海时代和资本主义民主一样,手机社会的商业模式和生产关系都面临大变局。每个人都希望更多人同意自己的观点,但没有能够证明自己一定是正确的。莫衷一是的时候,凯文·凯利的《失控》聊备一格。现在看来,这本写在1990年的书变得更加时髦了。在书里,他说:“网络中没有知识的中央管理者,只有独特观点的监护人……分布式的,无领导的,自然出现的整体性成为社会的理想……计算机促使了异质化、个性化和自由意志。”

  亦步亦趋的媒体人和观察家已经无法解释世界的变化和预判人类的未来了,我们只能稍微相信点儿技术哲学家的话,哪怕听起来有点儿枯燥。另外,要是冯小刚能再拍一部《手机》就好了——既然他对“屌丝”二字那么有想法。不过,可穿戴设备又要流行,搞不好等他拍出《手机2》就过时了。

    手机版|关于本站|粤ICP备16010423号

GMT+8, 2024-3-29 17:20 , Processed in 0.052593 second(s), 8 queries .

© 2001-2011 Powered by Discuz! X3.4. Theme By Yeei!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