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尚未登录,请登录后浏览更多内容! 登录 | 立即注册
 找回密码
 立即注册

[转帖]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的提问技巧

[复制链接]
发表于 2005-4-16 18:2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br>&nbsp;作者: 正襟危坐 &nbsp; &nbsp;驿钊传媒学习小组 <br>
<br>
发表日期: 2005-04-11 09:58:18 &nbsp; &nbsp;&nbsp; &nbsp;<br>
<br>&nbsp;<br>
<br>
<br>
<br>
  &nbsp;内容提要: 记者招待会是记者获得重大新闻的理想渠道,也是新闻竞争的重要场所。一场记者招待会的好坏,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记者的提问水平,二是发言人回答问题的水平。只有高水平的提问,才能展示领导人的风采。随着我国的政治进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开好记者招待会,就能够很好地利用西方媒体来宣传自己,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今天,在很多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显示的职业精神和提问艺术,值得我们中国记者去思考和借鉴。西方记者提问的技巧主要有: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微观着手,少空话套话;转移话题,寻新闻本源;逆向思维,挖独家新闻;跟踪追击,做深度解剖;尖刻犀利,抛政治炸弹。 <br>
<br>
<br>
  <br>
  记者招待会是记者获得重大新闻的理想渠道,也是新闻竞争的重要场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政府的政治进步,举办记者招待会已经成了政府经常的行为。过去我们有一个误区,认为在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提出一些刁钻的问题,是在和我们的领导人过不去、故意找茬。而随着我国的政治进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开好记者招待会,就能够很好地利用西方媒体来宣传自己,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今天,在很多记者招待会上,我们的各级领导人把更多的提问机会有意留给了外国记者。 <br>
  过去我们怕外国记者,因为外国记者的提问,我们的一些发言人往往回答不好。于是我们认为西方记者有意识形态的偏见,是故意和我们唱反调。今天我们认识到,虽然我们和西方记者之间有意识形态的差距,但是人家并不是成心来和我们对抗。除了意识形态的差距之外,西方记者还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职业精神。一场记者招待会的好坏,决定于两个方面:一是记者的提问水平,二是发言人回答问题的水平。只有高水平的提问,才能展示领导人的风采。朱 基总理在很多场合的睿智、幽默、风趣,就是通过记者高水平的提问,而自然流露出来的。政治水平的提高,让我国领导人感觉到接受西方记者的提问,是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重要渠道。在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共回答了14个问题,其中只有4个问题是由我国4家国家级媒体(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提问的,其余全是外国记者的提问。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还主动走进记者队伍中,接受记者的采访。中央领导人的身体力行,使西方记者在我国各类记者招待会上得到了合理的重视。 <br>
  2004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结束后,温家宝总理主动走到记者中间,接受他们的采访。 <br>
  西方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显示的职业精神和提问艺术,值得我们中国记者去思考和借鉴。今天我们重视研究西方记者在记者招待会上的提问,可以帮助中国记者改进提问技巧,挖到更鲜活的新闻。同时,也可以为中国的各级领导人回答记者提问提供智力支持,以提高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西方记者往往新闻敏感性很强,提问的技巧很高。具体来说有以下一些特点: <br>
  单刀直入,不拖泥带水 <br>
  记者招待会是各家媒体竞争的舞台,在有限的时间内,与会的记者都想获得提问的机会,以得到自己想要的新闻。时间对每一位记者来说都很宝贵,因此,任何人都不能随意地浪费它。我们有些记者,在提问的时候,生怕发言人不了解新闻背景,或不清楚自己的问题,一个劲地做背景陈述,结果占用了大量的公共时间。更可恨的是,有些人得了“麦克风综合症”,麦克风一旦落到自己手里,就“迷恋”上了它,废话一大堆,最后终于让主持人无法忍受,出面叫停。而西方记者往往不会转弯抹角兜圈子、拖泥带水,有什么问题痛快地把它提出来。这种直截了当、单刀直入的方式,节约了时间,使记者招待会的新闻价值大大提高。 <br>
  在2003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温家宝当选为新一任国务院总理。在当选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接受了中外记者的采访。其中德新社的记者提问既直截了当,又言简意赅。他的问题是:朱 基当选总理的时候,他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和他比起来,你觉得你的工作风格会怎么样? <br>
  而温家宝总理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简洁明了,非常到位。温总理说他非常敬佩朱 基总理,“他有许多优点值得我学习。”至于我自己,大家普遍认为我是一个温和的人,但同时,我又是一个有信念、有主见、敢负责的人。我当选以后,心里总默念着林则徐的两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就是我今后工作的态度。正是记者的提问,给了温家宝总理表明自己决心的机会,也让全国人民知道了温总理的直爽的个性和干练的作风。 <br>
  在2004年3月14日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德国电视一台的记者针对我国修改宪法向温家宝总理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宪法条文规定的内容是非常有先进性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自由和权利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说媒体的自由、言论的自由等等。您觉得将来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让法律凌驾于共产党之上,而不是相反。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刁钻,简单是一听就懂,刁钻在很难回答。 <br>
  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的时候说,宪法修正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以高票通过,这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在宪法执行中,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条原则是,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党的领导人和全体党员要模范遵守宪法。第二条原则是,宪法是我们的根本大法,宪法和法律都带有根本性和长期性,它不以领导人的更换而变更,也不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宪法修正案通过后,我们要认真执行宪法的规定。 <br>
  微观着手,少空话套话 <br>
  政府举办记者招待会的目的,不是简单地开个工作会议,也不是仅仅向记者通报工作情况,而是想借助媒体把政府的工作传播给每一个公民,进而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因此,记者招待会不能像一些业务会议那样,充满很多专业名词,也不能像日常的工作会议那样,侧重务虚,从思想上来统一组织内部的认识。尤其是现代的记者招待会,往往都要进行电视直播,因此更要考虑它的通俗性和直观性。记者招待会不是为官员开的,也不是为记者开的,而是为公众开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记者在提问的时候才能把握提问的方向。 <br>
  西方媒体在长期的新闻竞争中已经学会了以受众为中心,因此他们的提问没有空话、套话和虚话,提问始终以新闻价值为衡量标准,从微观角度出发,使重大新闻在细小的新闻点上具体化,从而加深公众对问题的理解。如在2004年3月14日的十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就台湾“公投”向温家宝总理提问,他提问的内容是:您上次访问美国期间,布什总统明确表示反对台湾举行公投,这与美国政府以往政策稍有不同。请问您在访美期间向布什总统说了些什么,让美国改变了政策?您拿什么吓唬了美国?为什么您认为美国或其它国家在台湾问题上明确阐述立场对中国很重要?这个问题要是宏观来问就是中国对美国反对台湾公投有什么评价或看法?这是很多记者经常提问的方式,这样的问题往往是大而空,不能激发发言人作具体的思考,因而也挖不到真正有价值的新闻。而美国有线新闻网的记者抓住了一些细节:您在访美的时候对布什总统说了些什么?您拿什么吓唬了美国?这样重大新闻就有了细节的落脚点,就容易让重大新闻与发言人个人经历联系起来,从而使问题的回答也变得生动起来。 <br>
  温家宝总理回答记者提问既干净利落,又言简意赅。 <br>
  而我们的有些记者在提问的时候,往往问题大而空,没有什么实在内容。有的问题根本没什么新闻价值。如经常有记者提问我们的领导人,问他们对过去一年的工作怎么评价,这样的问题非常大,而且没有任何实在内容。因为政府的工作报告中早已将过去一年的工作做了总结,并对下一年的工作进行了规划,厚厚的一大本报告,受众自己去看就行了。而我们的记者官僚惯了,非得浪费招待会的宝贵时间,领导费吐沫,文字记者浪费笔墨,电视记者浪费录像带,结果逼着领导从报告上扒下来一些内容,劳民又伤财。 <br>
  转移话题,寻新闻本源 <br>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但有时新闻事实被很多枝节问题,甚至是无关紧要的问题所遮蔽,这时就需要记者具有准确的判断力,舍去次要矛盾抓主要问题。记者招待会往往是一个博弈的过程,记者总想从政府的工作失误中去寻找公众感兴趣的新闻,而发言人则想把记者引导到自己可控制的话题中。有判断力的记者,在招待会中始终在积极思考,不放松对新闻本源的探索和追问。 <br>
  在2003年4月3日国务院举行的防治非典型性肺炎记者招待会上,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用大段的时间来谈防治情况。等张文康陈述完毕后,第一个提问的UBI记者没有接张文康的话题,而是联系张文康前一天的话题提问:前些年卫生部一直讲爱滋病是外国的疾病,您昨天也表示,尽管广东最先报告非典型肺炎的病历,但目前没有科学证据表明广东就是非典型肺炎的原发地。我想问这个病原体发生地在哪里?它是不是比“找到病因加以治疗”更重要?对于非典型肺炎来说,找到病因加以治疗是关键,因此这位记者没有从张文康报告的“卫生部如何抓非典防治工作”的套话中寻找提问材料,而是联系前一天张文康的话对关键问题进行提问。这一问在开场的时候就给张文康一个难啃的骨头。首先他必须要澄清他没有说过爱滋病是外国的病,接下来他对主要问题进行了回避,说非典型肺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确切的病原体,或者说还没有得到各国科学家的公认,中国的科学家愿意跟世界各国的科学家共同合作,寻求病原,这对进一步做好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是相当有益的。细心的观众很容易发现,这和他前面的开场白所说的“此病是可以预防和治愈的”相矛盾。 <br>
  逆向思维,挖独家新闻 <br>
  做记者的应该要有怀疑精神,对别人提供的新闻信息要问一个为什么,并经常进行逆向思维。对新闻信息进行反向追问,往往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新闻素材。即使新闻信息真如发言人所提供的那样,通过反向追问也可以刺激发言人,迫使发言人直面问题,介绍清楚新闻来源,从而加深记者和公众对发布会内容的理解。在国内举办的各种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西方记者往往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和我们的发言人“作对”,他们的提问从字面上构成了对发布内容的否定。但是,如果发言人利用好这个机会,重新作正面回应,反而会强化对“焦点”问题的阐释力度。从媒体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记者的提问挖到了独家新闻,提高了自身所在媒体的美誉度。 <br>
  2003年非典期间,在北京市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北京市宣传部长蔡赴朝在发布了非典疫情的有关数据后,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对数据的客观性提出了质疑。于是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您刚才的数字是如何统计的?有没有独立的核实机构?如果有的话,这个机构是哪个?蒋彦永大夫能不能有机会与媒体接触?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直接否定北京市发布的数字,但蔡赴朝的回答却增加了数字的雄辩力量。他说最近很多朋友对我们的非典疫情数字十分关心,其主要因素可能是最近一段时间北京的确诊人数、疑似人数下降的幅度比较大,下将的速度比较快。数字的下降比较快是由于我们前一阶段的措施得当,产生了效果。数字背后是我们扎实的工作和精确的统计。关于统计机构,蔡赴朝说,我们的统计,主治医生、院长要负责,医院上报到所属的区,区长、区委书记要签字负责,北京市汇总时,市委书记、市长要签字负责。可以说我们的数据统计是层层把关,层层复查,层层负责。另外,国家颁布的相关法律,政府的相应条例,已经很严肃的规定,任何瞒报、漏报都会受到行政甚至是法律的追究。关于蒋彦永,蔡赴朝说,蒋彦永医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系统的退休医生。据我了解的情况,他现在工作、生活,包括他的学术活动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依法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蒋彦永医生当然也不例外。至于媒体的记者朋友希望采访蒋医生,我觉得可以按照我们国家相应的管理规定,向主管部门请示。蔡赴朝的回答,让媒体记者加深了对数字背后的新闻的理解,也使公众的知情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br>
  跟踪追击,做深度解剖 <br>
  记者招待会是发言人直接回答记者提问的过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举办方只能对记者招待会的大致基调做一些设定,并对主要问题提前进行准备。但由于记者招待会的随机性很大,因此在记者招待会进行的过程中,发言人的发言很难做到天衣无缝,这就需要记者有职业敏感,一旦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要跟踪追击,以挖掘新闻事件的深刻内涵。西方新闻业的激烈竞争,让西方记者在参加记者招待会之前就做了很多前期采访,因此他们手中的资料丰富,能够根据发言人的回答,迅速判断新闻价值所在,从而调整原有的提问思路,沿着发言人留下的小道闯进新闻事件的幕后。 <br>
  西方记者在“追击”发言人的时候,往往会找发言人发言中的矛盾之处来提问,叫发言人无法回避,必须要回答他的问题。2003年4月3日,在防治非典型性肺炎的记者招待会上,法国记者这样向张文康提问:您刚才提到现在非典型肺炎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您又讲疫情问题还要作进一步调查。现在,每天不同的国家,加拿大、法国等都有人死于这个疾病,您不觉得这样有点矛盾吗?这个问题抓住了张文康的语言漏洞直插进去,迫使张文康来回答。而张文康的回答有点强词夺理:我说的是有效控制,没有说有效消灭。而且我说的是在中国大陆有效控制,没有说在世界各地有效控制和完全消灭。考虑到在中国内地还是有少数的病例发生,也考虑到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有新的病例发生,也考虑到在世界上还有十多个国家有病例发生。因此,中国愿意介绍自己的经验,包括自己的教训,也愿意跟世界各国共同合作来对付非典型肺炎,造福于世界人民的健康。其后德国的一位记者就张文康认为中国是安全的,外国朋友可以放心来旅游进行了提问。他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中国在非典问题上讲的很少,这让我们对非典不大了解。但现在你又讲,到中国旅游是安全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发布了一个警告,就是让大家不要去香港和华南地区。但刚才您是邀请这些人到这些地方去。您能不能给我们澄清一下,现在游客和商人真的可以去香港和华南地区吗?这个问题明显给张文康出了难题,叫他不好回答。 <br>
  除了从发言人的回答中寻找“矛盾”外,西方记者还会刨根问底,就某一重要问题进行深度挖掘,以获得更多的新闻素材。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关于“非典”的招待会上,《纽约时报》记者向北京市代市长王歧山提问:我们知道在中国,因为疫情有两位高官被撤职,一位是卫生部的部长,另一位是北京市原市长。我想问,在此之后会不会还有进一步的行动来调查到底有谁参与了掩盖事实真情的行动?以及如何向国际社会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并向国际社会进行道歉呢?这个跟踪追击的问题是一个重磅炸弹,牵涉到敏感的政治问题。但这个问题恰恰是公众关心的问题。对这个高难度的问题,王歧山没有直接拒绝,而是智慧地绕过了问题的锋芒,显示了一个政治人物的老练与智慧。王歧山开始回答的时候,还没忘称赞一下记者。他的回答是这样的::不愧为纽约时报(的记者),问题就是尖锐。可是时间和对象选得不太对。说实话,我来(北京)才十天,除了睡觉,每时每刻都在关心着疫情的事情。至于政治上的责任和原因的问题,这不是我担心的。但是你应该相信我们的中央和国务院,对这方面是不含糊的。在不久的将来,在抗“非典”斗争取得胜利的时候,在总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谈及到这个问题。到那时候请纽约时报的先生可以把这个问题再重复。 <br>
  尖刻犀利,抛政治炸弹 <br>
  在国家级的记者招待会上,招待会的内容往往和国际关系和外交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招待会上政治性很强。我们的一些记者,由于对焦点问题过于谨慎,因此问题的语言组织不到位,问题在传输中,信息的“差错率”增加,使问题的关键内容发生遗漏、衰减和歪曲。同时,由于表达不清,也给发言人有意回避问题提供了机会。西方记者从本国受众关心的问题出发,经常向我国的一些敏感的政治话题和外交上的焦点问题发起进攻,给发言人抛来政治炸弹。西方记者在提问的时候,选择的词汇非常尖刻犀利,问题的中心突出。有时他们还有意用激将法和言语歧义来加深发言人对问题的敏感度,强迫发言人必须做出回答。 <br>
  在1999年举行的九届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向朱 基总理提问,他的问题是:您再过几天就将访问美国,但现在华盛顿出现了一种很不好的反华情绪,看来您的美国之行就像要踏入另一片“雷区”。在华盛顿人们指责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或者是偷窃一些敏感的、高技术的情报用于提高中国自己的军事技术,而这对美国的安全构成了威胁。您对这样的指责作如何的反应?您打算怎样来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华盛顿有一些政客,他们要求重新审查美国奉行的对华接触政策。在美国好像不太喜欢中国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还值得把美国当成你们的朋友吗? <br>
  这个提问抓住了中美外交上的焦点问题,并且语言组织非常到位,既有可感性,也有力度。而朱 基总理的回答也快人快语,同样尖刻犀利,也不乏原则与文采。朱 基总理是这样回答的: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以后,中美之间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势头本来是很好的。但是由于种种不讲你们也知道的原因,在美国出现了一种反对中国的潮流,这使我们感到很不安。我不认为我对美国的访问将要进入“地雷阵”,但是确实会遇到很多敌意和不友好的气氛。在今年2月22号的《business weekly》(《商业周刊》)上登了一篇题为《China,what’s going wrong》(《中国出了什么问题?》)的文章,这篇文章十分特别,它认为中国已经大祸临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其他杂志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发表也反映了现在美国出现的那一股潮流,实际上是美国的内部斗争把中美关系作为牺牲品。这样,我也成了一个受害者。这家杂志的封面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看起来我就像个死人。在这种气氛中,我应邀访美当然是个很不轻松的任务,很多媒体也预言我的访问不可能成功,但是我还是要去,因为既然你们有气,我就要去给你们消消气。这不是个“地雷阵”,无非是气氛不太好,但我的访问就是要去说明真相,恢复中美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好势头。 <br>
  关于间谍问题,朱 基总理回答的同样精彩:刚才,你要我说明关于所谓中国盗窃美国军事机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人士犯了两个“过低估计”的错误。第一,过低估计了美国自己的保密能力。据我所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里的保密措施十分严密,根本就不可能泄露什么机密,所以直到现在他们没有能够找出那位李文和博士泄露机密的证据,没法起诉他,只好把他解雇了。我们不要忘记历史,历史上曾经有过这种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时期,在美国有过这种时期,在中国也有过这种时期。第二,过低估计了中国开发军事技术的能力。中国人是很聪明、很勤奋的,许多华裔美国人的成就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独立自主地开发“两弹一星”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完全有能力开发任何的军事技术,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但是请记住,中国是最早声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国家。我们已经停止了核试验,我们和美国已经签订了导弹互不瞄准的协议。我们为什么还要冒政治上和道德上的风险去盗窃什么人的军事机密呢?所以,所谓中国盗窃美国的军事机密的问题,可以认为是一种天方夜谭。 <br>
  在2004年3月14日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记者招待会结束的时候,温家宝总理主动表示,虽然招待会结束时间已到,但他还愿意回答一个记者的问题,并且温总理表示将最后的机会留给一个外国记者。于是美联社的一个记者提问到:您一直非常关心中国的普通群众,前一阵有人写了一封呼吁信,希望把1989年发生的事情宣布为爱国行动,您觉得中国政府方面对于这些人的关切应该采取什么立场?您会把1989年发生的事情宣布为爱国行动吗?这个问题虽然我们早有定论,但西方社会一直比较关心,因此记者再次向温家宝总理提问。温家宝总理回答时表示,这个问题虽然他曾回答过多次,但他还是愿意再次回答。在回答中温家宝总理态度坚决地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在中国也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中央紧紧依靠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成功地稳住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15年过去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能取得这样重大的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保持了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了社会政治的稳定。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要丧失这个机遇。如果再给我们20年、50年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一定会发展得更为强大。因此,团结和稳定确实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总理最为关注的问题。 <br>&nbsp;<br>
<br>&nbsp;<br>
您需要登录后才可以回帖 登录 | 立即注册

本版积分规则

    手机版|关于本站|粤ICP备16010423号

GMT+8, 2024-3-29 19:25 , Processed in 0.083861 second(s), 8 queries .

© 2001-2011 Powered by Discuz! X3.4. Theme By Yeei!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