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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上海传媒之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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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27 23:2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上海传媒之殇<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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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在陆家嘴和上海大剧院附近的钢筋水泥丛林中游荡时,我突然间担心起上海传媒业的未来了——上海越来越像香港,上海的媒体也越来越像香港的媒体了。《东方早报》算是个例外吧,但例外者在上海的环境中能生存吗?<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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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是什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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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曾经是至今也是很多人向往的天堂和乐园,上海也是产品质量和品牌的代名词。上海传媒也曾经得到过几次相对较好的发展机会,《申报》、《文汇报》、《新民晚报》都曾在不同的时代一度引领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但这些媒体均因社会历史的变化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育。而自上个世纪末以来,上海传媒业发展的独特的社会文化环境再一次让上海传媒业尝到了失意的滋味(尽管上海同行并不认为自己失意)。<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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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一个不容上海人忽视和回避的事实是,上海传媒业的地位衰落了。这种衰落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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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传媒影响力衰退<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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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几何时,上海传媒业曾是中国传媒业的楷模,《文汇报》、《新民晚报》、《故事会》等都曾经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到上海学习取经者络绎不绝。然而,现在的上海传媒市场已经成为地方保护主义、不思进取、缺乏活力的代名词。上海媒体(包括平面、电子、网络等)的内容和观点很少为上海之外的人所关注和引用,甚至网络上转载的也很少,上海媒体奇怪地处于一种失声状态。没有了市场,何来影响力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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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传媒网上曾经转载过一篇《报业第四城》的文章,上海一家著名媒体集团的一位人士读了此文后,很不服气地说:重庆都能成为第四城,我们上海的地位摆在哪?事实上,地位不是别人摆出来的,而是自己干出来的。以上海这个城市在中国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作坐标,上海传媒业的地位到底能摆在哪儿?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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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就平面媒体来说,报纸中上海的党报办得显然不如广州和南方、晚报则已垂垂老矣,都市报中晨报虽然效益不错,但品牌影响力显然比不上北青、南都和华西等,至于其他报纸,更不用说了,一个上海这样的城市还办不好一张计算机专业类报纸!<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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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中名气最大的当属《故事会》,但《故事会》显然不能成为上海的名片,《ELLE》是与外国人合办的,上海只是配角而已;而即将在上海开张的《VOGUE》也是外国人的。诺大一个上海办不好一份自己的时尚刊物!<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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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网络也是如此。<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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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海传媒领袖的缺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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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标志性人物,上海传媒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很多这样有影响力的中国传媒业领袖人物。但丁法章之后(丁本身的影响力与其前人相比就已经衰退)我们看到上海传媒界出现了很多出色的“工蜂”,而没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蜂王”(也许假以时日,黎瑞刚能够成为这样一个人物)。当年老一代的传媒领军人物中一些尽管还继续在位,但理念或对环境的担忧使他们难以承继上海传媒业领袖的地位,新生代的人物虽然也出现了不少,但上海的传媒业管理方式使他们难以在国内脱颖而出。<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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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传媒理念老化、自大化、虚幻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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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传媒业历史上的领先地位源自上海媒体及上海传媒人领先一步的办报理念。《申报》时代的记忆已经模糊。而在刚刚送走文化大革命的1979年1月14日,《文汇报》率先在报上发表了《为广告正名》—文,这是上海传媒引领中国传媒进程的先声和号角,它引导人们重新认识广告的作用,拉开了改革开放年代报业广告大发展的序幕。1979年1月28日,《解放日报》率先刊登了两条通栏广告,引起各界强烈反响。《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都曾领一代风骚,中间还出现了钦xx办的《世界xx导报》这样的异数(至今《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等媒体实际上还是走的这条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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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超构老的办报理念至今仍极具价值,但与时俱进显然在今天上海的媒体身上有缺失。04年新民晚报的改版显然很难说成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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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媒体的效益大致都不错(后文还要涉及),加上上海的地位影响力日益提升,这进一步导致了上海传媒人的自信,过分的自信同样导致了办报理念的自大化乃至虚幻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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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例子可以打击一下上海传媒界的自信心:一个是经过修饰的故事:当年程益中初步主持南都时,有人劝程像新民学习,说用一支枪盯着你的后腰,要么去学习,要么枪毙你,程说,你杀了我吧。另一个例子是,上海青年报这样的报纸改版竟然一年不到就能在上海立住脚(虽然办报的很多是上海人,但主导者却不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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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上海的传媒基础不佳,我们也能理解,因为没有永远的领头羊。但上海的经济、文化、人口等基础,上海传媒的人力资源储备,上海传媒的研发实力(拥有仅次于北京的高校,拥有复旦这样新闻传播学界的骄傲——上海传媒界的领袖大多出身复旦),强大的国际交流能力……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任何辩白都是苍白无力的。现实的传媒影响力显然不是一个日益强大、开放、充满活力的城市应该具有的现象。<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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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殇之旅<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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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作孽,尤可违;自作孽,不可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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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上海传媒走到这一步,完全是上海自身的原因造就的,因为上海到目前为止,传媒界还未受到真正意义上的外来挑战(长春、沈阳、宁波、北京、重庆已经开始,广州、成都、南京原本自身厮杀就激烈)。<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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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病态的上海文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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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传媒的衰落,首先是上海文化的衰落。作为开埠后移民城市和冒险家乐园的上海,历史上一直以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自豪。对不同文化的兼容并蓄造就了上海历史上数次文化高峰。然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上海文化衰落了。虽然上海在城市建设上和口号上予以国际化,但我们除了看到上海城市在外形上的成就尤其是建设工程的成就外,我们触摸到的上海文化的脉搏已经极度的自卑虚弱与自大。老上海的开放性包容性失去了。<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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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的上海,对西方人来说是极度的崇拜,言必称西方,恨不得趴在地上舔甚至是洋垃圾的脚(虽然崇洋是国人的普遍心态,但上海尤甚)。而上海还很自得。我在上海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两位博士聊天时,称之为殖民地孤岛心态。而这是极端自卑心理的表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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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本国文化来说,上海人还像从前一样表现出不屑来(尽管上海人在饮食习惯上也开始喜欢吃辣的了)。上海人还是那样高高在上,牛皮烘烘,甚至包括大多数传媒界的人事。对于国人来说上海就是一个“土圩子”。站在土圩子上称王称霸,这是极端自大的表现。<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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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曾经跟上海传媒界的朋友谈过,上海媒体影响力的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的文化病了,病态的上海文化当然不能引领中国传媒业的发展方向。上海城市建设、经济建设向前走了,而上海人的文化建设没有跟上,导致心态的失衡,所以首先要去上海本地化,而后国内化,融入中国的文化,最后才国际化,才能成为有根之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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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自虐的上海政治文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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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江、朱以及更多地上海地方领导人到中央工作后,社会上出现了“xxx帮”的说法。在上海的上海领导人为了不给在中央工作的同志添堵添乱,自觉地克制起自己的追求来。这种可之在各个行业各个层面体现出来,上海在政治文化氛围上愈益变得怪异起来。因该说,这种克制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是一种自虐自残行为,是一种自我压抑。久而久之,这种过度理性、有违人性的自虐行为成为了上海人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一种自觉追求,而这最终导致了创新力量的萎顿。传媒业作为与政治文化最为接近的一个领域,受伤害尤深。<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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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这也是上海文化不自信的一种表现。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先进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代表,输送思想和干部是正常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选拔的传统恰恰更多地是从落后地区选拔的。<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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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衰败的上海传媒文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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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病态的上海文化和自虐的上海政治文化紧密相关的是上海传媒文化的衰败。传媒文化的衰落有两个典型的表现,一是圈子盛行,二是官本位主义盛行。传媒领导不是以办好媒体为荣,而是以坐上官位为荣。<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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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子盛行有三层含义。一是自上个世纪丁法章和龚学平斗法,龚最终成为主管上海意识形态的领导后,能与这一圈子挂上钩的大多会有自己的位置。二是上海传媒界的领导人基本上出于复旦新闻,非复旦系难以成为上海媒体的领导。三是上海本地人的圈子,尽管上海是个一个移民城市,但上海媒体界宁与家奴(上海本地人)不域外人的心态却很盛行,非上海人很难融入这一圈子。我就认识数位在上海工作多年且是复旦系的实力派人士,在上海传媒界颇为艰辛。这种近亲繁殖的圈子文化的后果不言自明。<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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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本位盛行虽然是中国的一大特色,但在上海传媒界尤为出彩。做媒体的不是为了做好媒体,而是希望曲线救国,在上海混过一官半职,有机会再飞黄腾达一把,而且上海干部的待遇也不低,退休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出路。<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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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官本位是中国传媒业的主要杀手之一,它是传媒业的职业化和专业精神难以启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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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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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政治上的紧箍咒,上海媒体只能寻找新的突破口,那就是商业化和娱乐化,这两者尤其后者离政治更远,更安全。<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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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媒体的商业化娱乐化与上海的经济文化背景也有很大关系。上海本身越来越香港化,上海的媒体也越来越香港化,艳俗无聊八卦无厘头越来越深的侵蚀着上海媒体仅存的思想性。<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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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活消费类报纸为例,生活消费类报纸的发源地北京最初也养活了三家:精品购物指南、为您服务报和轻工购物导报,几番风雨后,基本上只剩下一张越来越香艳的精品了,而上海,依然还有三家性质接近的报纸。这一方面表明上海都市报的空挡犹存,另一方面也说明上海人的阅读口味与其他地方的人日益差异化。<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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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中间,《东方早报》和《外滩画报》也算是异数,但这两张报纸在上海却面临着生存的困难。《新民周刊》则过于区域化,《了望东方》则面临被上海人驱逐的风险。<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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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落后的管理方式<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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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后的管理方式包括多方面内容。保住自留地不让他人染指,御敌于国门之外原本是一种无可厚非的心态,但作为力争成为国际化城市的上海来说,这种心态和保护方式是一种落后的方式,它最终并不能保护自己的媒体竞争力,反而使媒体的竞争力日益下降。这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效应。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是人所共知的真理。像南方报业和成都商报、华商报的不断侵略扩张就是保护自己竞争力的最好方法。<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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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地方传媒保护主义,上海传媒业管理方式的落后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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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作为中国最发达的经济城市,市场经济的前沿,其传媒业的资源配置方式却是最计划经济化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加上上海良好的经济文化环境,保证了上海媒体每人都有饭吃,还吃得不错。比较令人担忧的是,一旦别人有机会合法进入这个市场,上海媒体的麻烦就来了。上海青年报只是个开始。<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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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传媒领导人的管理方式。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上海各媒体单位的领导人按照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安排,分别有计划地在上海各媒体间流动,比如裘新从晨报到文汇,杨荇农从申江到文广,虽然这些传媒人物不一定不愿意,但从传媒运作的角度看,这既不合传媒业的运作周期规律,也不利于充分发挥传媒人士的真正水平(保不齐我把对手干掉后会把我调到岗被自己挤垮的媒体哪里呢)。<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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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媒体资产和领导人的薪酬管理都有宣传部门管起来,显然有违于传媒业改革的趋势。<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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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上海是对传媒业内容管制最为严厉的一个城市,比北京还要严苛,这与自虐的政治文化有关。<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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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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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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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挽歌已响,上海传媒何处去?<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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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海传媒业困境并非没有破局的机会。2003年陈良宇对全国卫视落地上海的问题提出了“全面开放,对等落地,规范管理,市场运作”的原则,这显然表明了上海领导人将以开放的心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但愿这些不要仅仅停留在口头上。<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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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派再起,希望不是一个要不可及的梦想,我们希望海派再起的声浪能够盖过挽歌声。<br>&nbs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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