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吕敬人：书籍之美在和谐与对比

[size=+1]吕敬人：书籍之美在和谐与对比

本报记者　术术

吕敬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敬人设计工作室艺术总监。他能将司空见惯的文字融入耳目一新的情感和理性化的秩序，始终追求由表及里的书籍整体之美的设计 理念。编著有《当代日本插图艺术》、《敬人书籍设计》、《从装帧到书籍设计》等作品。 吕敬人代表作品：《敬人书籍设计2号》。 　　新京报：有人用“高贵”来形容你做的装帧设计，是不是说你不愿意给市场化很强的书做设计？ 　　吕敬人：我确实做过不少国礼书、收藏书，这些书是一般人买不起的。其实，出版社是各有所需，好像没有什么人找我给太流行的书做封面，一般来找我做的都是有文化价值的书。一个是做设计的速度很慢，不适合给流行图书做设计，一个是我自己也不感兴趣。 　　我对书装设计的追求是，有趣和有益，首先做得是一本好书，而且把它做得别开生面，让读者觉得有意思。我不排斥迎合市场的设计家，但我也强调设计的引导功能，不能让读者永远停留在较低的审美层次里。 　　新京报：你觉得一本书的“美”的核心是什么？ 　　吕敬人：最美的书是内容和形式统一、审美和功能统一的书。书籍不是静止的装饰之物。读者在翻阅过程中，与书沟通并产生互动。能够读来有趣，同时能够有益，让你赏心悦目的书才是美的书。 　　我有句话叫“书籍之美体现的是和谐和对比之美。”和谐是指书给你创造的精神享受的空间，你能觉得有意思，能够沉迷其中流连忘返。对比之美是指通过阅读，你的触觉等感观也感觉到愉悦，精神享受的空间和物化的双重愉悦就是书籍所创造的美。 　　新京报：你觉得高贵的书和华丽的书区别在哪儿？ 　　吕敬人：华丽并不等于高贵，有些文化价值很高的书设计非常简朴，但是读者能够感受到它创造的美，它也同样是一本高贵的书。反之，设计再华丽的书，如果内容没有审美价值，当然谈不上高贵。 　　新京报：中国装帧行业这些年发展非常迅速，作为一个多年从事书籍装帧的设计家，你是如何让自己保持与时代契合的？ 　　吕敬人：这可能跟一个人的性格，文化底蕴和生活环境有关系。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文化氛围比较浓的家庭里，我们对于最新的戏剧、电影、艺术都很关注，使得我不会沉溺于陈旧的观念里。另外，我从个人性格上一直保持着对世界的好奇心，非常愿意了解新的观念和想法。 　　新京报：你是否可以评价一下目前中国书装设计发展的现状？ 　　吕敬人：我策划的“一本翻开的书”———中国、香港、台湾、澳门两岸四地书装大展，今年8月份，明年1月20号在香港展出。中国各个地区的书装设计家聚集在一起，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差异和雷同。 　　香港设计师受到西方文化影响，他们在创造力上表现突出，有一些异想天开非常有想象力的设计。而澳门受到中国文化和葡萄牙文化两种悠久的影响，有南欧的阳光、感性的欧化设计，又经常把中文和葡萄牙文的融和在一起，很有特点。台湾的设计则非常传统，但由于西方文化的影响，工艺制作上比较严谨。内地的装帧设计是在近10年发展的，所以表现出了新事物的敏感，但表现的还不是很成熟，有明显的抄袭痕迹。 　　新京报：中国书装设计发展最大的瓶颈是什么？ 　　吕敬人：虽然，我们的进步很快，但我们必须清醒的认识到，我们对书籍的理解还远远不够。比如，“六展”作品就反映出我国书籍设计的一些薄弱环节，如对书籍整体设计的认识尚待加强；对书籍信息传达中文字的审美和阅读功能关注不够。

稿件来源：新京报

记者：请问您对“翻开”的整体印象？
吕敬人先生：8月15日下午，由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翻开：当代中国书籍设计展”正式开幕。它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港举行的专为书籍设计举办的作品展，尤其是首次汇集了两岸四地很多优秀书籍设计家设计的作品。同样是汉字文化为载体，作品却呈现着不同的面貌。这也是一个很奇特、很有趣味、值得探讨的现象。此次活动得到香港政府的重视，由香港文化博物馆承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及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协办的大型展览。从筹备、设计到陈列、制作非常完善。整个设计体现出了书籍展示的感性构想。除展览外，开幕式后还举办了论坛，二岸四地的设计师吕敬人（内地）、孙俊良（香港）、张国伟（澳门）、王行荣（台湾），还分别举办三天设计工作坊，教授香港的艺术专业大学的学生完成书籍设计课程。

记者：您对“翻开”这个概念作何理解？
吕敬人先生：本次活动的主题是“翻开”，这个词汇意味着读书是动态阅读：眼视、手触、心读。同时，也要达到读之有趣，阅之受益的目的。
　　 本次展览紧紧围绕这一主题，活动开幕式也别具匠心：开幕式舞台中央陈列着一本大书，大家共同启开电钮，后面这本大书也打开了，这意味着翻开的主题将开始面对观众。因为我在主席台上，也没法拍，很有意思的。展会的整体构想，也是用“翻开”这一个动词来展示。展览中央供读者翻阅的展台，这些都体现了书籍是让人们阅读的概念，要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欣赏其文字、图像、纸张、印刷、结构，打破了以往我们理解中书籍仅仅是包装的含义。信息传达既要表现美感也要实用，它是形式和美学的一个统一体。所以在这次展示布置中充分运用大量的可阅读形式，让人们可以直接参与阅读。在展示的硬件方面，也注重考虑到让读者赏心悦目。许多书有其专门柜台，为书量体裁衣做的外部保护材料。为其设定可阅读的大小空间。同时整个展览以竖线书型贯穿整体，每个柜台都有书的概念，按其页码分开。展览中还展出有许多作者的感言，为这次展览增添了一些理念，理性的思考。这也是本次展出不同于以往呆板的装帧展览。它是与观众交融的，交流的，从书籍美学当中，从书籍翻阅中，从信息传达中的得到更多的体会。

记者：您认为两岸四地华人设计家在设计理念上有何特色？
吕敬人先生：这次展览的最大的特点在于两岸四地在不同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展示各自的设计理念。
　　大陆各地15位优秀设计家组成团队，展示了改革开放20年来他们的作品。尤其最近十年以来，中国内地设计师以不同的风格语言及制作方法呈现了丰富多彩的观念各异的书籍设计。这是我国出版文化的繁荣，读者需求增大及出版人理念的提升以及设计家们对书籍设计理论的深入探讨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大陆设计师这十几年的作品已经不仅仅是停留在封面的设计。很多设计家在内容、图像的注入、文字的设定以及信息传达的逻辑化等多方面投入很大力量。像广州的欧宁，王序，深圳的韩家英，云南的鞠洪深，山东的韩济平，江苏速泰熙；上海袁银昌，河北的张志伟、北京的宁成春，张守义、宋协伟、赵健、吴勇等。这些设计师以不同的设计语言表达了他们对书的理解。此外，中国内地文化本身的积淀和题材的重大也使得中国大陆书籍的品位和文化含量在四地当中较为突出。
　　香港的设计师，他们的作品明显地接受了西方设计教育和设计文化的影响，非常接近西方的设计理念和表现语言。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很大对比。其作品想象力丰富，形式多样。从设计概念上讲，他们先进的理性化的编辑设计理念要比内地走在前面。就香港读者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对于大陆读者，较为年轻读者较容易接受，而绝大多数人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香港设计师的综合实力还是让我们感到惊喜和钦佩，当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研究。
　　澳门相对来说是属于葡萄牙文化特色。而葡萄牙文化在澳门长期以来的影响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他不像香港那样前卫，时尚。它渗透了葡萄牙文化特征，再加以其本土文化的基点，呈现了一种中西文化并存的状态。回归后，更是呈现了中文，英文，葡萄牙文的三位一体的特色。葡萄牙人的民族风格鲜明地渗透在本土文化中：欢快、轻松，有趣，热带欧洲风情处处体现。表现在作品中也有其特有个性，非常巧妙的表现了这种结合。
　　台湾七八十年代的出版业十分繁荣。由于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及后期西方文化的注入，使得他们的设计理念比较成熟。尽管今天经济萧条，出版业不景气，仍能从其作品中看出设计观念的求新设计语言的求雅。他们的设计严谨，工艺严密、整体性强。其不同于香港设计的欧化，处处体现了浓浓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记者：“翻开”之后，您对华人书籍设计的未来有何期待？
吕敬人先生：“翻开”之后，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大陆的书籍设计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本次参展的设计师中国内地设计师，却仍不失其代表性，能使香港读者借此了解中国这20年来书籍设计观念的发展与进步，设计环境和设计制度的不断改进和完善，以及过程中所进行的有益探索和创造性地实践。这是可喜的变化，也受到两岸四地同行的认同和赞赏。通过“翻开”，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内地设计的优势与不足。作为本土文化弘扬者、作为中国文化的传播者，我们的工作还大有可为。
　　这次设计展览，充分体现了在汉字文化圈这样一个大中国的范围内，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所呈现的丰富多彩的面貌。而这也体现了我们活动的主旨“合而不同”。“不同”即是指在大的前提要有个性的表现，尽管我们所处的制度不同，社会环境不同。但我们有一个大前提：都是中国人，都在做中国文化。我们可以在不同环境下来创造我们各自具有特征的中国的设计。
　　为本次展览，专门编了一本《翻开—当代中国书籍设计》画册，一函五本书，两地四岸的作品分别独立成册，但又联为一体，登载地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四十多位设计师的全彩色书籍设计作品，并有作者照片、简介和设计理念，另一本由靳埭强、杭间、吕敬人，撰写的合集，前后合为一函，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国际16开，280页，定价为198元。

顶！<br>
我很喜欢吕敬人老师设计的作品，他的言语总是那么地充满哲理！

值得好好学习 。

台湾动漫创作协会理事长邓有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