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人伊夫;我接触的期刊与编辑

发表于 2005-4-7 20:43:00

作者：伊夫    出处：sina   
     我没有精确地统计，从90年代初始，到底先后给多少家杂志写过稿件。但全国除西藏和澳门外，所有省份的期刊杂志都曾经与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发达省、市甚至不止四、五家。因此说百余家或许贴谱儿。           与我联系的杂志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影视、娱乐类，如《电影世界》、《当代电视》、《百老汇》和《舞台与人生》等；二是妇女、青年类，如《女友》、《女性天地》、《深圳青年》和《青年之友》等；三是健身、休闲类，如《健与美》、《家庭美容健身》、《康乐世界》和《美化生活》等。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经济类期刊，但不多。同许多省、市文联期刊有合作，如《艺术家》、《今日名流》和《中国文艺家》等，与纯文学刊物无缘。 
 
　　100余家期刊，就意味着至少有300余位编辑与我打过交道。十年的交往与接触，对于这些期刊和编辑就自然而然地在心中区分出他们之间的差异，与他们合作的过程必然就充斥着愉快和气恼、理解和无奈等多种多样的感受。 
 
　　总体来说，上海的编辑给我留下最多的是好感。在这个文化与经济都发达的大城市里，“信誉”和“声誉”有自己不变的位置。无论男女、年轻或年长，上海的编辑们对于作者，至少是对于我的稿件是非常认真和负责任的。严格地按照游戏规则来操作，一丝不苟地处理每一篇文章、每一幅图片和每一笔稿酬。作者最担心的就是编辑不能履约退回图片，但在上海众多的编辑中，我至今没有遇到一个答应“用完立刻奉还”的编辑自食其言的。 
 
　　全国人都对上海人的所谓“精明”持否定态度，我以为精明没有什么不好！上海的发达靠的就是人家的精明。相比东北人或西北人的“大方”和“朴实”，在追求现代化的当今社会，今天上海人的精明，其实也是其他地区人民明天不可回避的路途。话说远了。在商品经济日臻完善、成熟的社会里，建立长期的伙伴关系、健全信任的机制和尊重合作伙伴的权益是缺一不可的。 
 
　　我很高兴，没有让精明的上海人欺骗过。上海没有出现约完稿就消声匿迹的“游商”编辑，也没有用过你的文章不支付稿酬的期刊，此外，如果他们认为不适用的话，一定会尽快地给予作者否定的答复，让你及早进行处理、安排。 
 
　　92年，在一次全国期刊博览会上，《青年一代》编辑唐实通过第三方认识了我。他当时并没开门见山地向我约稿，但此后不断从上海给我寄来最新一期的《青年一代》，让我时刻处在一种无功受禄的不安中。半年后，我主动向唐实提出：“给我选题吧，我必须给你们写两篇，才能心安理得地每期接受你们的刊物。” 
 
　　以后我们的相处不言而喻，我成了唐实一个可靠、固定且高产作者，我们愉快地合作在他调离后还延续了很长时间，他把他的作者关系留给了后任编辑。直到后任编辑又调离才渐渐地淡化我与《青年一代》长时间的友谊。 
 
　　广州经济发达、期刊林立。也是期刊数量与我联系最多的城市之一。比起内蒙古、宁夏的期刊，广州方面可谓出手大方。但也绝不是想像的那样，与这个城市的总体价格比例相吻合。北京有些作者为了对外吹嘘自己的稿酬如何如何高，往往虚晃一枪地说：“广州给我的稿费千字×××元！”经济实力不济的期刊编辑再遇到此类情况，千万别信他“胡勒”！ 
 
　　广州是一个移民城市，也是新闻单位最早出现非正式调动而采取聘用制的城市。因此各地汇集于此的临时编辑就非常多，鱼龙混杂在所难免。广东籍编辑还是守规矩、讲信用的，没有屡次三番对别人文章“转了白转”的，他们可能第一次从其他地方转载了我的文章，但一经我打招呼，接通关系后，就杜绝“转了白转”现象。从此正式约稿、按时付费。 
 
　　但有一个在影视杂志的女编辑则不想让这些老规矩束缚手脚，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对她未经允许擅自转载我的文章、又从不支付分文稿酬的行为提出抗议，可她依然我行我素，以为我千里相隔鞭长莫及，但广州有许多记者朋友，他们随时不经意地就通告了我广州哪些报刊又在盗用我的文章。当我义正词严地给该小姐发函表示要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时，她害怕了，得知我已经对当地媒体透露了此次举动，她竟然“哭得像个泪人”，声泪俱下地说：“我哪一篇都给他付了稿费，他是同意我转载的呀……”俨然一个受害者。 
 
　　还有一位承包一个电视杂志的西安籍主编，也不甚光彩，通过朋友找我给他杂志开专栏，催稿时紧锣密鼓，付费时却虎头蛇尾。至今佯装忘了，再不联系。 
 
　　天津有些报纸的名声甚差，但北京作者对那里的期刊普遍反映良好。《八小时以外》、《科学与生活》、《女士》和《艺术家》等等，虽然稿酬不高，但支付及时；虽然胆子较小，许多文章不敢用，但会及时通知作者，从不采用50年代(兴许更早吧？)起的老皇历“三个月后不用请自行处理”。 
 
　　《艺术家》是一本双月刊，发行量少、周期慢、稿费低，没有吸引作者的优势，但他们却拥有一大批文章质量较高的老作者。这主要是他们编辑个人的努力结果。比起许多大城市出手大方的杂志社约稿编辑，《艺术家》的编辑每次来京约稿都是囊中羞涩。他们没有摆席宴请作者的经费，但又要挨门挨户地向作者约稿，其尴尬可想而知。也真难为这些几乎个个是作家或诗人的编辑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天津文联这本杂志生存非常艰难，既不能学妇女、法制刊物那样靠婚变、情变和案情来做卖点，又不能再摆出文人清高的架子，真是进退两难。 
 
　　但是这些相对固定、平均年龄偏大的编辑们，是很守信誉、很尽职的。作者与他们的合作时心情是愉快的，彼此能够理解、尊重，也许比高稿酬的诱惑更持久、更美好。 
 
　　武汉位于南北交汇处，文化非常发达。这里报刊竞争激烈，编辑、记者也显得更加精明强干。有些记者的知名度远远超出湖北范围并辐射到全国，《电视月刊》的张小妹就是其中之一。张小妹文章写得很好，而且作为编辑也能团结一批作者。应该说她是很忙的，每期她要采写几篇主打文章和编辑许多文章。但她依然坚持亲自给作者寄杂志和回信，而往往文章写得不怎么样的编辑，却恰恰连最基本的本职工作也做不好。后来，张小妹调到中央电视台8频道。她所主编的世界文艺节目品味很高。而她走后的《电视月刊》，也跟着流失了一批作者，包括我。 
 
　　说到武汉，就不能不提到《知音》。这是一本非常畅销的杂志，高稿酬、连年不断的名山大川甚至国外一游的笔会。93年三峡之行，就得感谢《知音》给我创造的机会。但是很惭愧，尽管我玩了一趟，但却一直没能在那里实现“零的突破”。主要是我不喜欢写名人的家庭婚恋，而这恰恰是《知音》的起码标准。 
 
　　虽然没有给人家写文章，但我结识了一个很优秀的编辑沈有桥。沈有桥编辑经验丰富、头脑敏捷、办事认真、为人厚道。这是北京许多作者对他较为一致的评价。他不断给我寄来杂志和商讨我们都能够接受的选题，我为此深为不安，总认为对不起他，因为最终我还是没交上一篇。 
 
　　《知音》的组稿人很多，走马灯似的让人眼花缭乱。我一概没见，据说有些素质很差，在北京留下不佳的口碑。另一个我不想见他们来京约稿编辑原因就是，如果我有稿件，肯定会给沈有桥的，因为至今我还欠他的文章！ 
 
　　同武汉一样，南京也是一个报刊竞争非常激烈的大城市。他们的总人口不如上海，消息远不能与北京同日而语，市民收入又不敌广州，但他们的报刊却一点儿不少。所以在南京、武汉当编辑、记者是很难的。南京是来北京约稿最频繁的大城市之一，北京作者势必要货比三家，选择最为理想的合作伙伴。 
 
　　南京的编辑具备江、浙、沪人精明能干的特点，但没有上海人的规范和严谨。《莫愁》、《风流一代》和《江海侨声》、《银潮》和《东方明星》等等，我与他们先后有过顺利而愉快的合作。结识一批优秀的编辑、记者，每次到南京，我肯定要与他们分别电话联系一下，因为时间不允许同他们所有人见面，但从情感上我还是很希望与他们交流的。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中国新闻界的希望，他们的敬业和尽职使他们无愧于记者的称号。 
 
　　不过也有些人破坏了南京记者编辑的整体形象。某周刊一位女编辑来京约稿，让我帮助她联系作者。事后，北京作者们履行诺言，纷纷给她寄稿，但是从此石沉大海。半年后，该刊编辑李昂突然电话约稿，我左右为难，抱歉地告诉他：因为你们编辑部的X某找过我，我只能给她提供稿件。如果你是其他报刊，我可以考虑。孰料李昂回答：她早不在这里了。我不相信，她在北京言之凿凿地保证过，稿件不用或她另谋高就会及时通知作者的。 
 
　　很快，北京的朋友开始向我抱怨：“你介绍的那个编辑，怎么拿走稿件就无影无踪了，是不是又遇到骗子了？”的确，流窜在北京的这类文化骗子还真是不少，他们往往打着某家报刊的旗号来约稿，花言巧语、千恩万谢地卷走一批稿件和图片，从此一走了之、再无下文。我有苦难言，仿佛自己把北京的朋友骗了一样尴尬。 
 
　　又是半年，突然那位“失踪”的女编辑甜蜜蜜地打来电话，向我讨赵本山的宅电，声称传说赵本山离婚了，她要奉南京一家周报的新领导之命采访。我让她先解释一年前有去无回的稿件，她支支吾吾地说与杂志社领导闹翻了，一怒之下离开那里。我回答：那是你与杂志社的事情，我不管。但我们的稿件是给你的，你要对我们负责！她再辩解说当时心里很烦、很乱……我冷笑道：“若不是赵本山，你可能心里还是很烦、很乱呢！”我没客气、没保留地清楚表达了我的态度，赵本山的电话自然不会给她的。 
 
　　比起南方的编辑们，沈阳、哈尔滨的编辑们约稿时总爱把“咱北方人实在！”这句话挂在嘴边。恰恰这句“实在”，实在是害人不浅。我与北京许多作者一样，也屡次被东北的“实在”人骗走稿件或照片。 
 
　　长春的一个小伙子(因现在他混得太惨，这里就不落井投石了)，当初代表一家妇女生活杂志来京约稿，看到我有那么多影视圈人士的照片，就执意全部拿走，我知道一本非影视刊物要想全部用完那些照片，至少得一百五十期。但禁不住他死乞活磨，我还是给了他足够十五期的照片。此外，他又让我把库存的所有稿件都打印出来，他不像是约稿而更像是回收废品。我挑出几篇与妇女和生活有关的文件打印给他，但他并不满足。进而提出让我再介绍几个作者，千里迢迢来京约稿不容易，不多带回些干货会遭领导批评。 
 
　　我只好介绍了几个能满足他胃口的高产作者。最后的结局是以我们一群人被他彻底蒙骗而告终。大家牢牢记住了他的名字，互相提醒，将他列入黑名单。后来，再有东北的编辑约稿时，我们总不免有“十年怕井绳”的余悸。数年后，我到长春参加笔会时，当地编辑告诉我：“你还记得×××吧？他到处招摇撞骗，现在被抓起来了。” 
 
　　沈阳的编辑们也同样有类似×××的败类，如果不是他们反复强调“咱东北人实在”，或许反差还没那么大。我分别在沈阳和长春的报纸上公开点过几个人的尊姓大名，我不怕得罪他们。当地记者也恨他们在外败坏名声，所以有我敢做敢当、直言不讳，自然是一拍即合。 
 
　　东北的编辑们普遍爱喝酒，有时，我感到他们有些本末倒置。把喝酒当成增进友谊的唯一纽带，而且那种劝酒的盛情让人不能恭维。其实，在现代社会，办事认真、恪守信誉，远比在酒桌上称兄道弟、摩拳擦掌更能够建立友谊。尤其是文化人的交往，文明的方式更为适宜。 
 
　　《辽宁青年》的编辑王玮不善饮酒，但我们在一起却能滔滔不绝地深入交谈。没有空泛的客套、故作亲切的表演，总是务实、具体、有的放矢地讨论完正事之后才随便闲聊、寒喧。我与《辽宁青年》的合作非常默契，王玮不用催促，就会在每月截稿前准时收到我的稿件。他们压缩开支，不能每期杂志给我寄，王玮总要说明一下，礼貌周全。 
 
　　《书缘》在沈阳创刊时，主编高洪波来京约稿。因为是创刊，又因为是文化品味较高的杂志，高洪波对于稿件的要求比较苛刻。可他既不具备买断好稿的经济实力，也没有名刊的影响力。然而，我没有拒绝他，不在乎杂志发行量的大小，不指望在那里出名和做广告；稿费多少一贯不是我是否写稿的决定因素；我只在乎编辑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 
 
　　我连续给高洪波几篇，其他各地刊物不少编辑见到后质问我：“这样的稿件我们也需要啊，为什么不给我们呢？”我说他们是创刊，作者少，只好照顾一下。他们认为：这样的稿件即使《书缘》发表，我们再刊登也没关系。因为《书缘》发行量极少，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读者群。 
 
　　可是，《书缘》却醒目地标榜：“不得一稿多投”等一类声明。于是我对高洪波说：“你的声明是单方面的，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你的这些只有权利没有义务的不平等声明，肯定遭到作者的远离。特别是你又没有任何诱惑作者的法宝。”高洪波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在声明“不得一稿多投”时，已经将老掉牙的“三个月后可自行处理”的句子删掉了。但是，为了保持自己刊物的尊严，他不肯放弃“独家”的要求。 
 
　　再约稿时，我拒绝了。我不能因为他一家而得罪多家。其他刊物早就抛弃“独家”的紧箍咒，除非他们有能力买断。高洪波表示提高稿费，我还是没有应允。我明确告诉他：“独家是不可能的，只有首家。”高洪波通情达理，他知道我若不告诉他，他也不可能知道我还给了哪家刊物，尤其是一些发行量小或与图书不搭界的刊物。他感谢我的坦率、理解我的苦衷，于是，我在他定稿后一个月，再给其他杂志，只要受读者欢迎的稿件，哪个杂志也不肯放过的。 
 
　　我从不敢表白自己坚守“一稿一投”的道德，因为我几乎做不到，除非这篇文章写得太臭或过激，每篇文章至少也得有四、五家等着“同时发表”。但我坚持一个原则，绝不在同类、同省杂志上撞车，绝不在发行量大或买断后的杂志上发完再给他家。 
 
　　我认识的不少刊物，是他们一次或多次转载我的文章后被我发现或别人发现后才取得联系的。譬如西安的《各界》，他们在我的文章被甘肃的《现代妇女》发表两个月后才转载的，当然是没有注明“转载”，给人造成是直接供稿或一稿两投的假象。 
 
　　有记者去西安采访回来，带给我看那本我从未听说的杂志《各界》。我一看，图片经过一轮转载，已经由“美女变成了张飞”。根据电话、地址我找到《各界》编辑。同以往一样，对方也是非常热情，并且带有庆幸我“自投罗网”的喜悦：“我们正想办法找您呢，这下太好了！”通过这种方式认识的各地报刊不计其数，远在吐鲁番、海拉尔，近在北京城、甚至海淀区。 
 
　　西安的杂志很多，毕竟是文化古都。《女友》和《文友》是合作很愉快的两份杂志。孙珙、张大江、柴效锋等都是很尽职的编辑，他们有很高的编辑水平。特别是孙珙，她提出许多选题都得到了我积极响应。我非常欣赏这样的编辑，我们事先进行热烈讨论，找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往往是别人没有涉足的领域，或即使涉足也还有充分挖掘的余地。 
 
　　不过有些陕西的编辑我不能恭维，可能由于他们通讯设施的落后，与他们的沟通微乎其微。偶尔一页信纸又笼统而务虚，只是一个劲儿催我赶快寄稿，却一个个不见了下文。按理说古都的文明，教养和礼貌该不是问题，但恰恰我在西安遇到的一些编辑让我颇为意外。他们似乎突然心血来潮，急忙约稿，而后就撒手不管，再无下文。更有甚者，学某些山西的编辑，索性不跟你要稿，只是转载，你找他时，他故作惊喜称“正要找你呢。”但事后却死一样沉默，据说稿费是“代我领了”。西部经济固然与东部存在差距，但仨瓜两枣的区区稿费总不是脱贫致富的长远之计。 
 
　　另一些西部编辑，依然保持着70年代末的清高，口口声声称自己是搞纯文学的。不屑于为通俗刊物撰稿，哪怕生活拮据也不能为三斗米折腰。当然，如果他们真得为中国的纯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应该敬佩和感谢的，由于他们的自我牺牲，才使我国悠久、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得以发扬光大。 
 
　　相对于西安，成都的编辑们可没那么沉重的使命感。在那个近一、二年不断成为假新闻发祥地的城市里，急功近利似乎普遍困扰着年轻的文人们。难得《舞台与人生》的编辑敢于逆潮流而动，总是提出做深度报道，甚至还居然请我写一篇抨击不良“娱记”的文章！ 
 
　　抨击娱记，可不是一般刊物有勇气刊登的。他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套用江青“反对我就是反对主席”的理论。认为抨击娱记就是报刊的自相残杀，因此仅限于私下唾弃而不拿到桌上谴责。《舞台与人生》约了多位一提起不良娱记就义愤填膺、怒不可遏的作者，但是最后又都以“犯不上与他们一般见识”为由而婉拒。 
 
　　我说没事，我又不是第一次嘲笑娱记了，大不了再多惹恼几个娱记。文章发表后，成都记者一个个打来电话：“哈哈，写得真解气！我们这里的娱记真早该骂骂了！”我强调说：“可不单是特指你们四川啊，我这可是面向全国。” 
 
　　成都还有一家杂志《银幕内外》，起初也是转载，认识我后便开始大批地趸稿，让我把陈年旧历全给他！为了不让外人生疑，后来我竟被他们摇身一变成为“《银幕内外》驻京特约记者”。一年后，正当我掏空库存，再无现货提供时，这本杂志也骤然寿终就寝。约稿编辑、也是主编文先荣老先生，在我去成都开会时竭力要求见我一面，他送给我金、银各一套精美的安岳石刻纪念章(据说那套金质章为数不多。)又向我在他最需要稿件时给予他巨大支持表示了千恩万谢。我当时不敢接受如此厚重的私人礼物，再次谢绝。 
 
　　事后才得知，复刊的《银幕内外》已易主，被废黜的文先生因知道支付不起我的巨额稿费，而将私人藏品馈赠与我。早知如此，我当时绝对不会让文先生这样破费的。欠我稿费不给的编辑多得是，我从没追着赶着、不依不饶，虽然从心底里，我蔑视他们！ 
 
　　云南青年刊物《青年与社会》，虽然论稿酬不能与《深圳青年》相比，论知名度不如上海的《青年一代》，然而，这是一本从品味到格调都很到位的刊物。他们的编辑约稿时，绝对不会怂恿我：“你可以用小说手法虚构，但当作纪实发表。”相比一些“胆子再大点儿”的同类刊物，他们是较传统的，甚至还大义灭亲地做出将“一稿两投”的老作者列入黑名单的举动。 
 
　　不过，我还是很喜欢与《青年与社会》交往的。程江虹小姐活泼、敏锐、一丝不苟，她从一个普通编辑时就与我联系，直到今天成为编辑部主任，我们的合作历史比较悠久。我的许多文章是在那里首发的，虽然地处边陲，但他们发稿周期并不缓慢。同时，对作者的亲和程度指数很高。 
 
　　内蒙古工会刊物《五月风》到是每次都迅速、准时寄来稿费，可惜千字30元，还是50年代的行情。反映“五十年不变”的另一个方面是，那本杂志至今还在市场经济的大门外徘徊，办得像个行业内部刊物，编辑人员年龄也偏大。我去呼和浩特时见过他们两次，他们大多数都是老编辑，办事一丝不苟，礼貌周全。很少到各地出差，同行交流不多，因此也不会想出“代领稿费”这样眼界开阔的新点子。 
 
　　河南三门峡也有一本当地工会刊物《砥柱》。情况与呼和浩特的大同小异。可惜我既没有见过他们，也没有通过话。我们像哑巴一样默默地合作，他们没有举办笔会的意向、也没有进京约稿的可能，甚至长途电话也严格控制。如今他们当然也没有电子信箱，这对于已经无纸办公、抛弃了打印机和传真机的我来说，合作已经是不可能的。 
 
　　与三门峡相比，省会的郑州可是另一番景象。郑州不属于全国十大城市之列，但期刊的发达却绝不逊色那些区号是三位数、电话号码是八位数的大城市。鉴于河南经济状况，能有多少人购买那些大同小异的期刊，实在令人担忧。 
 
　　或许收支难以平衡，郑州有一批期刊便采取杀鸡取卵手段，一锤子买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分别蒙骗一圈作者后，自己就从那本期刊消失了。不久，又东山再起，以另一家期刊名义再次约稿，口口声声对前单位进行一番控诉，发誓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但禁不住诱惑的作者，再次重蹈无效劳动的覆辙。我经历过一次，不会再第二次上当受骗，可是，我身边不少作者连呼屡次遭戏弄，以至于一提河南编辑约稿，便不分青红皂白就一概拒绝。 
 
　　我得替河南的编辑记者们说句公道话，其实中原大地不少期刊的编辑、记者是非常值得交往的。譬如《跨世纪》、《时代工商》、《人生与伴侣》、《南腔北调》等等。尽管稿费普遍偏低，但支付及时，并且约稿前没有什么“非独家不可”这类苛刻却往往自欺欺人的前提。灵活、务实、通情达理和分寸得当。 
 
　　《河南工人报》的前身是《挚友》杂志。自从与他们的编辑李晓萍认识以来，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这个有着文学天赋的人民教师改行做了编辑以来，一直团结全国一大批作者，包括西藏。我们在往来的信件和电话中不断增进着友谊，约稿或写稿可能是枯燥的工作，而私人交情则极大地丰富了工作的内容。我曾连续两次应邀参加他们组织的笔会，对他们的编辑部也几乎了如指掌。我不断给李晓萍介绍全国各地我认识的比较优秀的作者，同样，她也把认为我可以合作的编辑介绍给我。 
 
　　可惜的是，《挚友》在95年后变成报纸，而那张报纸再也没有重现杂志时的辉煌。 
 
　　有“三黄”之戏称的《黄河、黄土、黄种人》，一位特约编辑经常约稿。但是总不见发表。我奇怪是没有收到还是不适合？后来，这位编辑解释道：主编错将您与号称“中国第一自由撰稿人”的孙敏混为一谈，认为“这个自由撰稿人的稿件不能用！”经他解疑才恍然大悟。我一笑，我替别人背黑锅、“顶雷”的事情早不是一、两件了。别说一个概念下的两个不同的名字，就是明目张胆打着“伊夫”旗号的人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仅在北京，就发现两起。其中一个是在报刊上发现我的文章后，全文“复制”、再“粘贴”到他的文件夹里，用我的名义投往全国各地报刊，但最后特意强调：稿费与样刊请寄给北京市海淀区××××××处张××收。 
 
　　很快就陆续有各地报刊来电：“呵呵，你可以呀，雇佣经纪人了！”我一怔，不解。对方详细说明，我更不解，我根本不知道这位来路不明的张××，更不可能委托他天女散花般地四处投递。根据他的特意注明，我电话找到这位神秘的张××。他起初百般抵赖，声称替别人约稿，我要求他举出具体约稿人名，他哑然。我警告他，如果你继续装傻充愣，我会真名实姓地给你曝光！最后迫于压力，他招供：40余岁，来自南方某地，尚有妻女，在京生活异常拮据。因早知我的稿件容易被采用，便动用了这个念头，发我的文章、用我的名字，但稿费归他。 
 
　　我原谅了他。因为外地早有多个专“吃”我文章的扒手，如化名“黑子”的一个上海人。但在北京这个消息源发达的城市，我不能容忍这些寄生行为。我警告他不要再干这类偷鸡摸狗的勾当，如果你能够写，我可以帮助你联系发表的地方，但坐享其成是不能接受的。 
 
　　如果说我制止了张××这样一个人是比较容易的话，那让我追究一本杂志可就难上加难了！新华社北京分社的一本期刊叫《北京市场导刊》，当时杨沫女儿徐然女士向我约稿，作为特约编辑，她很喜欢我的文章，督促我每期提供至少一篇。但是，一年后，她突然制止我来稿了：“伊夫呀，对不起你！他们不给稿费，我不能再约你稿子了。还有好几个作者，我等于把他们也坑了！” 
 
　　果然，经过一番改头换面，从刊名到主编，全都焕然一新。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便一笔勾销，这种理直气壮的“一洗了之”态度，遭到《法制日报》记者、也是该刊受害作者杜萌的质疑，他为此找过杂志继承人数次“讨说法”，但效果远不如秋菊。 
 
　　但北京的期刊毕竟不都是《北京市场导刊》这样不负责任。更多的杂志编辑是我的好朋友。比如魏珉，90年代初，我与《武魂》主编魏珉认识，因《武魂》的稿件内容过偏，他便推荐给《体育博览》。《体育博览》是我发稿的最初阵地，而魏珉可以说是一个领路人。在我没有进入被约稿行列前，他相继给我介绍了《中华工商时报》和《中国体育报》，于是，“两报一刊”便成为我最终走向大面积发稿的孵化器。 
 
　　《大地》也属于结识悠久的期刊之一。我第一次在《人民日报》社见到当时还是年轻编辑的梁月海时，我们谈的就非常投机。他当即约稿，我有些犹豫：“你们《人民日报》办的刊物，这么正统的杂志怎么写呀？”梁月海立即打消我的顾虑：“我们《大地》像中国的深圳，是特区！”一晃十年过去，至今我还清除记得当时的情景。他鼓励我写些影视批评的文章在那里发表，较早那些带有批评色彩的综述性文章基本发表在《大地》。如今，梁月海已经成为主编，因为一直没给《大地》供稿，所以也就见不到现在的《大地》了。 
 
　　另一本影视刊物《中外军事影视》，是八一电影制片厂办的，我开始应邀写稿时也存在疑惑。军队的刊物，那么一本正经的，我可不会写。但一看全然不是想象的那样，几乎也是一本走向市场的刊物——风格轻松、文字活泼。可喜的是，那些中校、上校的编辑们全然没有刻板的面孔和公式化的语言。无论年轻的陈华还是年长的张春茹，她们的编辑思路丝毫不封闭、教条，但她们在处理稿件和与作者合作方面却鲜明地表现出军人的特征——作风严谨、雷厉风行、一丝不苟。 
 
　　命运多舛的《华夏》是在我已经厌倦写影视圈的时候开始向我约稿的。他们希望我提供所谓“新人类独白”的文章，这使我非常兴奋。开拓另一个新领域，了解一个新的阶层，充满新鲜感和不确定性。而这正是我所追求的。 
 
　　我在一年多中，以每期至少两篇的速度，写了30余位30岁左右成功的白领人士。后来，《华夏》投资人易主，我与《华夏》短暂却愉快的合作从此告终。 
 
　　给《中国律师》，我仅写过一篇，结果还闹得名律师李大进很不愉快。我为声援袁成兰因一篇《梅花奖舞弊案》杂文惹出官司，而特意专访免费为袁成兰做代理律师的张晓陵。我以肯定并赞许的口吻强调了张晓陵的职业道德。但李大进恰恰是对方的代理律师，我文章对张晓陵的肯定虽然并不意味着就是对李大进的否定，但客观上李大进认为对自己很不名誉。他责备我道：“你往哪写不成呀，偏偏在《中国律师》上写，人家是正义的律师，那我不就是非正义的了吗？”我只好向他表示歉意，原则是讲，我没有因文章批评谁后又道歉的，除非是我无意误伤。他虽然知道我绝无意要伤害他，但心里依然不舒服。我提议：要不，我再写一篇为你正名？他连忙道：“得、得，千万别再写了……” 
 
　　今年以来，《北京青年》让我每周以500字的篇幅填充那个“一夫当关”专栏。他们每期选一个娱乐圈的焦点人物或事件，让我评判。可惜字数限制，使我只能欲言又止。不过，这也要求我尽可能言简意赅，少说废话。现在《北京青年》要改版，“一夫当关”也随之网开一面了。据说，那些纯粹是豆腐块的文章，居然惹得不少被点名的明星不悦。这可没办法，我是绝不会像对李大进那样表示歉意的，因为我在这里写的每一个字都是有的放矢的！ 
 
　　如今，仅在北京就平地冒出无数本期刊，让人眼花缭乱，而约稿自然也是目不暇接。但我战战兢兢不敢轻易“上钩”，原因是不是你不明白，而是世界变化的真快。你给他的稿件还没登载，他却早另投他主。频频更换场地的游击战，让我们这些严防死守的作者无所适从。 
 
　　《名人》几经折腾，有了虚名儿，却没能提高发行量。一天，突然一个八年前约过我稿的编辑陈笑火急火了地找我，让我伸把手。他早已从长春的《人间指南》杂志走出来到京城，据说事业蒸蒸日上，不料他也搅进了《名人》的旋涡。我有言在先地问他：“你干多久？你做主吗？会不会我前脚送稿，你后脚就走人？”“不会，不会。我们这么多年交情，不能坑朋友。”这年月，其实只有“朋友”才能坑骗成功。 
 
　　我答应了陈笑。数月后，《名人》再无消息。果然《名人》像非洲一些政权那样，再次改朝换代。以往的稿件不再适用新投资人的胃口，陈笑无颜对他众多的朋友解释。我能理解他的苦衷，因此一点儿也不意外。他再三表示：以往的约稿如数支付稿酬。我对他说：稿酬就不必了，只是以后约稿时给自己多留些余地罢了。 
 
　　说起约稿不用问题，一般来说约稿方应该赔偿作者损失。《家庭》驻京编辑刘忠义曾经约稿我写一篇。后不知什么原因没用。他当即通知我另投他处，并补偿允诺的稿费四分之一金额。可同样是《家庭》，一个来自广州的小编辑翟永存电话约稿并且很急，我优先给她赶写完毕，她看了说正符合她的要求，不料几天后，这位广西籍女子只是通过电子信件简短地通知我：“很抱歉，您的稿件没有通过。”从此再无下文。这种流动性很强、又做不了主的小编辑居然敢信誓旦旦地四处约稿，在今天的期刊界已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我在这里口无遮拦地讲述，或许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顾埋头写的作者有些借鉴作用，同时，对于真正致力于期刊发展的编辑们难道不也是一面镜子吗？(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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